顺盈娱乐平台|向着星空的“长征”

他站在那里，凝望夜空，眼前显现着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腾空而起的壮观景象。

烈焰，映照着他执著逐梦的青春；惊雷，化作梦想成真时的欢呼。然后，只剩下 “CZ-1” 几个字，直冲霄汉。只一眼，就让他心潮难平。

那是铭刻在几代中国人脑海中的光辉记忆——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的序幕。

他叫詹奎，曾参与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控制系统从方案论证、设计试验到发射成功的全过程，还以最年轻的一线技术人员代表身份参加了向周恩来总理的汇报。

一

当詹奎推开七机部一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十二所六室的门报到时，是1965年初。那时他刚从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控制工程系毕业。不久，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在会上宣布，“651”工程正式启动，将要研制发射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运载火箭则命名为“长征一号”（CZ-1）。

听到这个消息，詹奎和他的同事们欢欣鼓舞：中国运载火箭又有了发射人造卫星的新使命！满怀着对国防事业的深厚感情，他们全身心投入到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中。

十二所负责研制火箭的中枢神经——自动控制系统。面对技术上的空白、条件上的落后，大家没有半分犹豫或退缩，一群年轻人边学习，边研究，边实验。顺盈娱乐平台注册

关于控制系统总体方案的讨论会进行过很多次。不同主张的人有时会发生激烈的讨论，甚至有的言辞比较尖锐。那一次次思想的交锋、智慧的碰撞，让詹奎至今难忘。

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副部长钱学森也都参加过讨论会。他们的衣着很简朴。当时兼任空军副司令员的王秉璋常穿一件没有军人标志的布军衣。他们在会上完全是一副普通人的姿态，通常都是静听，从不作指示，也不下结论。不认识的人会以为他们只是年长一些的普通与会者。也正是这样宽松的氛围，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充分发表不同意见。

控制系统各仪器部件及电缆网样品生产出来后，詹奎所在的十二所六室一组就开始做系统实验。一次，一组在实验室做系统综合实验，反反复复结果仍不理想。组长牟学昇说服大家坚持做下去。大家连续做了三天两夜，终于成功。这是最困难、最疲劳的一次实验。实验结束时，詹奎整个人像散了架，胃痉挛恶心，吐出来的都是黄水。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那是一段艰苦而又温暖的岁月，再苦再累，没有人退缩。强国的梦，支撑着他们迎难而上，义无反顾，踏上迈向星空的长征路！

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有人说，中国航天人不是神却干出了神话般的伟业，不是超人却创造了人间奇迹，这其中靠的是担当与奉献。顺盈娱乐平台注册

1970年3月的一天，詹奎接到通知：带上图纸资料及日常生活用品，到基地开会。当他赶到时，才知道上级要他随运送卫星和火箭的专列出发去基地。“651”工程已进入酒泉基地的试验阶段，各设计制造方代表多数已先期抵达基地。

这是一趟保密程度极高的军运专列。除詹奎等几名技术人员外，乘车的只有警卫班、一名军代表和总装车间外厂组的几位师傅。

50多年后，回忆起兼职当炊事员的老师傅，詹奎笑着说：他做的肉末雪里蕻特别好吃。只可惜他给得少，我没吃够过。他还回忆起另一件事。1967年，他母亲病重，花去近1200元治疗费用。当时一院已归地方编制，不再发军装，他也没钱买衣服。毕业分到酒泉基地的同学徐祝来京出差时，把准备上交的七成新军装带来给他接着穿，再把他已不能再穿的破旧军装带回去上交。

几天之后，列车抵达酒泉基地，由基地接管。设计制造方代表密切注视官兵执行任务时的每一个动作，不放过星箭的任何一个细微反应。詹奎先后发现了火箭第一二级的级间分离线路故障、陀螺仪飘移数据不正常这两个问题。

陀螺仪是对制造环境要求极高、制造工艺极复杂、造价昂贵的仪器。若调错了飘移，就会造成火箭飞行偏差，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时任七机部军管会第一副主任的杨国宇在会上对詹奎进行了表扬。顺盈娱乐平台注册

“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是周总理对工程质量的要求，也是航天人坚守的信条。在“651”工程实施过程中，有些人认为应该先进行长征一号的单独（即不搭载卫星）飞行试验，而杨国宇坚持让长征一号的首次飞行就放卫星。

这种精益求精、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认真严谨，可谓是航天人的“生命”；不畏艰苦、无私奉献、永不言弃的奋勇拼搏，可谓是航天人的精神内核。正是如此，才成就了航天人的高贵品质和非凡业绩。

詹奎的大学同学张振河被分配在基地一部，在星箭测试时任操纵员，负责在控制台上完成各种操作，对箭上控制系统进行检测。他的爱人王书真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后，也调到基地。此后数十年，夫妻俩一直工作在大漠戈壁。张振河回忆说，当时很有希望赶在日本之前放卫星。但是在前期测试过程中，首次使用的气浮陀螺出现抖动，需要发回北京，大家都很有压力。钱学森安慰大家：能跑到日本前面更好，跑不到前面就跑后面去嘛，最终保证成功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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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水平阵地全部检测工作、将要转入发射场时，周总理派一架伊尔-18大型飞机来基地，接主要负责人及一线技术人员代表到北京向总理领导的中央专委汇报。负责控制系统研制的十二所副所长沈家楠，平易近人，敢于放手让一线技术人员挑重担。他没有去参加这个光荣难得的工作，而是指派詹奎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代表参加汇报小组。顺盈娱乐平台注册

这是詹奎81年人生记忆中引以为豪、终生难忘的精彩华章。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如此重大又无上光荣的科研任务，并能够当面向周总理汇报工作，这是巨大的政治荣誉和组织对本人科研技术水平的高度认可。

三

上下同欲者胜。

作为新中国迈向太空的奠基工程、战略工程，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对“651”工程高度重视，寄予深切期盼。

1970年4月14日晚，汇报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由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主持，参加的还有国防科委副主任罗元发，王秉璋、钱学森，酒泉基地政委栗在山等。

汇报开始后，周总理先按名单点名，并一一询问年龄、籍贯、毕业学校。总理点完赵岳琦、任新民，第三个就点到了詹奎。与会人员中，他的年龄最小，一个月后才年满30岁。总理又问他是哪里人，詹奎回答是安徽人。

作汇报的主要是任新民，汇报过程中涉及的具体问题，就由相关的技术人员作答。詹奎作答的是控制系统计算机可靠性问题。静听汇报现场的问答，他对周总理严谨务实的作风感受深刻。一院一部的同志提到火箭燃料中氧化剂和燃烧剂的混合比误差数据时，总理说，误差大了，要精益求精，叮嘱他们要向当时上海完成断指再植手术的专家陈中伟医生学习。顺盈娱乐平台注册

在测试火箭第三级姿态控制系统时，控制姿态的喷管会突然喷气，测试的同志怕是漏气，将这个问题提到汇报会上来。钱学森解释说，这是非线性控制系统工作时的正常现象。简单一句话，明白易懂，加上他权威专家的身份，总理放心了。

汇报中，科研人员提到两个顾虑，一是运载火箭系统燃料中有剧毒物质，尽管研制及发射过程精益求精，也对可能失败造成的后果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技术人员仍感到压力很大。李先念副总理听后，给大家吃了颗“定心丸”：“掉下来无非是个大炸弹，出了问题我们负责。”

汇报一直持续到午夜12点。结束后，汇报小组一行住在招待所，等待中央的决定。16日深夜接到通知，中央政治局同意了发射方案。

17日凌晨4时，汇报小组乘专机由北京返回基地。

四

汇报小组回到基地，星箭及相关工作人员即转到发射场。

负责火箭上控制系统综合设计的有詹奎和陈锦龙两人在基地。不论在技术阵地还是在发射阵地，他俩都共同参与，合作很好，但也有分工：詹奎侧重在技术阵地，陈锦龙侧重在发射阵地。发射前，陈锦龙进了地下控制室，坐在发射操纵员的旁边。顺盈娱乐平台注册

随着一声“点火”口令，地面轰鸣，自火箭尾部喷出的烈焰排山倒海，宛如火山岩浆涌动不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那一曲雷与火、光与热的雄壮交响让詹奎和他的同事们欢呼雀跃、激动不已。

4月24日晚，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顺利入轨，发射过程完美！“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大小、体重、性能等方面均大大超过苏联和美国的第一颗卫星。

“东方红一号”的发射，让中国人自此叩开了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更为后人创造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两弹一星”精神，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优秀文化基因。

在1970年4月之前，中国卫星数量为零，而截至2019年，我国已经发射各类航天器500多个，在轨运行的超过300个。1999年9月18日，程开甲院士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他说：“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因为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百万人共同创造，我们的每一个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时至今日，一代代航天人仍坚持用行动传达这样的理念：人生爱国第一，齐心合力开拓宏图伟业；人生奉献为上，人人付出成就功勋伟业；人生品格为要，高贵品行迸发光芒万丈。顺盈娱乐平台注册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长征一号的尾焰已消逝在湛蓝长空，那耀眼的光芒却汇入“两弹一星”精神谱系，滋养着一代代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

万里长征，自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