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盈平台|怀念周恩来总理

沉思中的周恩来 【意】焦尔乔·洛迪 摄

人民和总理 周思聪 作

总理和画家 张金辉 作

至今，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5年了。那是1976年的1月9日清晨，我刚起床叠被子，突然听到从电台传来的哀乐，播音员一字一句沉痛缓慢地播送着周恩来总理不幸与世长辞的消息，我顿时忍不住掩面痛哭。他对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者无微不至的关怀，他那慈祥亲切的笑容、平易近人的身影仍在心中萦绕，令我这个不善行文之人，禁不住动笔写下所见所闻的有关总理的点点滴滴。

1953年春夏之交，我从部队转业至电影系统工作，先后经历了批判武训传、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反右”、“反右倾”、“文革”一系列政治运动，每次几乎都是电影界首当其冲，一部片子从创作至上映，常常要经过无数道艰难险阻，有时到了最后阶段仍然未能与观众见面。而每当电影工作者处于困境、电影事业面临成败兴衰之际，周恩来总理常出面讲话，为大家排忧解难，使电影创作走上健康繁荣之路。

1959年,电影界受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重政治轻艺术，生产了一大批平庸的影片。我所在刊物《电影艺术》，是电影界重要的舆论阵地，也是竭力宣传“多快好省”拍影片，对这股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面对此状况，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一系列调整文艺政策的会议，发表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提出10条改进意见。他明确指出：数量和质量应以质量为重，当前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要提高质量，不能单纯强调思想性，而是要思想和艺术的有机结合，采取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既要政治主导又要风格样式多样化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当时电影界正在积极筹办国庆献礼片，他担心重现“大干快上”忽视质量的错误，特别提出具体要求：艺术创作不能和工农业生产一样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要勉强。好的影片可不惜工本，明知不好的，宁可不拍，上了马的仍要下马。艺术产品是精神产品，更应该注重质量。对国庆献礼片他提出：既要强调思想性，也要强调艺术性，这也是两条腿走路，而主导方面是思想性。顺盈平台注册

总理的这一讲话，给正在筹办的国庆献礼片注入了新的动力，对于受大跃进“左”的影响，头脑发热的电影界，无疑是疗伤的一剂良药。当时和夏衍一起主管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陈荒煤，受总理讲话的启示，对曾撰写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一文，当面向总理作了检讨，并于多种场合进行了自我批评，转而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总理讲话精神，对大跃进以来的浮夸风进行清理，还撰写了《提高质量是为了更好地跃进》等文章，充分调动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迎来了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百花齐放的盛况，一大批既有思想又有艺术、题材风格样式多样化的优秀影片问世。如《万水千山》《青春之歌》《老兵新传》《聂耳》《五朵金花》《冰上姐妹》等等。正是在周总理的倡议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会，总理亲自到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道：电影工作者1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电影风格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出一种能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顺盈平台注册

1961年6月，文化部在新侨饭店召开电影创作会议（又名新侨会议），总理到会作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深刻地论述了电影界存在的诸多问题。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使他难过的是1959年的讲话“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再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总理指出：现在有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由此，他严厉批评了电影界领导“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一切从领导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不经过调查，主观上认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不成了“一言堂”吗？他分析“一言堂”的主要来源是缺乏民主风气。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作风。他指出：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文艺作品要容许别人的批评，既有发表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既有批评的自由，也要有讨论的自由，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顺盈平台注册

除倡导艺术民主自由外，他对长期困扰电影界有关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亦作了深刻透彻的论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是要用艺术去服务；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娱乐之中。政治代替文艺，就成为没有文艺了，这有什么看头呢？

除此之外，总理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在1959年讲话的基础上又作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指出：几年来，文艺作品在数量上搞得很多，质量不高。我们提出1958年拍80部，结果拍出了103部。他痛惜由于粗制滥造而造成人力、物力、财力极大的浪费。因此他特别强调：当前主要的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提高质量。不能“人人写诗、人人画画”。数量和质量是辩证地发展的，数量总是超过质量，好作品总是少数。但是现在质量高的东西太少了。顺盈平台注册

这次讲话在电影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总理所讲的几乎都联系实际击中要害、切中时弊，回答了大家所关切的问题，解除了多年来禁锢束缚他们的种种枷锁和心中积压的困惑苦闷。参会人员像过年过节般欣喜雀跃。赵丹高兴得好似顽童，非常活跃，一会儿找总理辩论《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原著好还是改编的电影好；一会儿找总理要免斗牌。总理回答他：关于影片“咱们各自保留意见”，至于免斗，“我没有免斗牌，赵丹也不必要挂免斗牌”。他绝不会想到，事隔3年后的“文革”中，赵丹不但未能免斗，而且被斗得比任何一次都更凄惨，还入狱5年。总理这篇重要的讲话也是直到“文革”之后的1979年，在陈荒煤、冯牧的推动下，经中央批准才得以重见天日，于当年《文艺报》第二期、《电影艺术》复刊号同时发表，后被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两个刊物还为此联合召开了座谈会。会议由冯牧、袁文殊主持。会上发言的有张骏祥、陈荒煤、阳翰笙、周而复、赵朴初、艾青、李陀、于蓝、秦怡、曹禺、夏衍、江丰、谢冰心、陈涌等。出席座谈的还有丁宁、丁峤、于敏、王阑西、韦君宜、司徒慧敏、田华、冯至、刘心武、刘白羽、刘沛然、刘剑青、严辰、严文井、许觉民、李季、李春光、汪洋、杨秋玲、吴晓邦、邹荻帆、张权、张僖、张光年、张水华、陈登科、金山、金紫光、孟广钧、周巍峙、草明、柯岩、徐南明、峻青、贾芝、袁鹰、姚雪垠、徐肖冰、唐弢、黄佐临、陶钝、贺敬之、葛洛、臧克家、谢铁骊、魏伯等近70人，几乎涵盖了文艺界在京各方面知名人士， 是文艺界罕见的场景，可见总理讲话的重要和深入人心。顺盈平台注册

周总理喜爱文艺，重视文艺，懂得文艺。他有时带艺术团出访，很看重对外演出效果，常接见出访艺术团询问演出情况。在他的倡议支持下，创办了东方歌舞团、哈尔滨歌剧院等艺术院团。除了重视文艺事业的发展，他也很关心演出实践。五六十年代，北京举办的文艺汇演、调演很多，总理再忙也争取观看，尤其是重要剧目和有争议的戏几乎必看，一次看不完分多次看，所看演出的艺术门类就有话剧、歌剧、舞剧、歌舞剧、音乐、舞蹈、戏曲、杂技……仅戏曲的剧种，据我不完全统计就有京剧、粤剧、汉剧、赣剧、沪剧、潮剧、徽剧、黄梅戏、花鼓戏、采茶戏……所观看的数量、种类可能不亚于一个文化部长。他不仅看，看后必和主创人员谈意见。从主题思想到演出整体结构，从导演到表演，从演员台词到音响效果、服装道具均仔细推敲，帮助剧组出点子、拿主意。1963年，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来京演出，取材于“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引发争议。有一种意见认为：剧中重要人物赵大大被香风吹的情节有损解放军的形象，因此使该剧近乎夭折。总理连看了7遍，并组织座谈听取各方面意见，除了对其中一个战士捡到钱包应当场归还而不应放在后几场的细节提出修改意见外，肯定这是一出好戏，并鼓励大家多创作演出现代戏。他还指示：一定要用原班人马，一句台词不改，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有部队生活和上海生活经验的王苹执导搬上银幕。顺盈平台注册

总理看戏极其认真细致，不光注重整体上的把握，连细微处也要一一考究。1962年，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20周年，特邀请当年在延安演出《白毛女》的原班人马来京演出。总理到场观看，因听不清唱词，他从一幕结束移到二楼，二幕结束又移到三楼就座，就为了去判断听不清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是乐队过于庞大，演奏声音盖过了演唱，在演员和观众之间设置了一道“音墙”，喧宾夺主。为此，总理特去找指挥，提出：一定要让观众听到演员演唱，听不见唱词，怎么感动人，人家买票来看演出，听不见唱怎么行，这是群众观点问题。后来，总理观看演出一直关注音响效果，一再拆“音墙”。看民族舞《花鼓灯》，对其中芭蕾舞的托举动作，他认为不符合民族性格和民族风格，作为多民族国家，应该发扬民族特点，表演形式要真正反映民间生活。这种细微处见精神的事例实在太多，举不胜举。总理真是爱文艺、懂文艺，常常从专业角度审视演出。顺盈平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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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看戏还有一个特点，为了不打扰演员和观众总是悄然而至，静静地坐在观众席里，往往是演出结束谢幕时，演员才猛然发现总理在台下观赏而惊喜不已。1964年夏，中央戏剧学院表演训练班，在交道口香饵胡同一个小院里连排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小品片段，总理未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坐在舞台前木椅上观看，总理日理万机，竟然深入到这样一个简陋的小院教室里观看孩子们的小品排练，真让人感叹不已。有一次，我在天桥剧场二楼观看苏联艺术团演出的《天鹅湖》，观众席灯灭后，从左侧进来一行人，就坐在我前几排，仔细一看，竟然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许多领导。我十分惊异，他们怎么这么随意来剧场和我们这些普通观众一起看演出？因为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剧场演出如果有要人来常常会空出几排最佳座位，保安人员跑前跑后忙乎，有关官员前呼后拥陪同……如今看到总理以这种方式入场，反而觉得意外。细想起来也不奇怪，他就是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他曾说过：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顺盈平台注册

总理不仅观看演出，而且亲自总导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策划歌舞剧《长山火海》。

1964年，总理在北京、上海两地分别看了空政歌舞团和上海艺术家演出的大型歌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下称“历歌”）和《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后，萌生了一个想法：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搞一台规模宏大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气势磅礴的大型歌舞即《东方红》，喜迎国庆十五周年盛典。这一设想得到文化部和总政文化部的积极响应，成立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副组长陈亚丁。下设文学组、音乐组、舞蹈组、舞美组。我的爱人张士燮是空政文工团的创作员，这时正忙于“历歌”的第二部构思，突然接到紧急通知，急调到西苑旅社报到，参加这台歌舞的创作。他被编入文学组，组长为魏风，副组长乔羽，组员有徐怀中、任红举、章明等。这是一部划时代的革命文艺巨作，创作阵营、创作队伍十分庞大，参与者从军到民，从中央到地方，从专业到业余共3000多人。从8月正式开始，9月底完成。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如此巨大规模的演出，难度是可以想见的。总理从头到尾领导这项工作，从总体构思、主题确定、重要情节乃至具体实施，以及词曲、乐曲、朗诵、服装道具等等，都一一审定，一丝不苟。分场排练都亲自观看。预演八场，他看了五场，每场结束都亲自主持座谈，提出改进意见。他强调：要敢于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意，要勇于打破框框，创作出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认为：中国革命本身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个伟大的创作，那些产生于革命风暴的歌曲和民歌，不仅当时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经过历史的考验，有的至今传唱，这是人民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何不采用？他还指示文学组要多方搜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民歌和革命历史歌曲，进行加工整理。《东方红》除极少数几首为创作歌曲之外，大部分都是按总理要求选用的革命历史歌曲。如《东方红》《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列强》《边区十唱》《松花江上》，其中还包括“历歌”中曾编选的《秋收起义》《八月桂花遍地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南泥湾》《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当时在选用过程中，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有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歌》，却缺再现农民革命运动的歌。这个任务落实到了士燮头上。因演出临近，当时我住院生孩子，32岁得子的他忙得都没时间来看望。经日夜奋战多方采集资料，终于创作出表现农民革命的《农友歌》，由王昆演唱。据她回忆1964年总理访问亚洲十四国归来，在紫光阁接见东方歌舞团部分演员时说：“王昆，你的《农友歌》唱得好！”并在其他不同场合多次对她说：“王昆是20年前的白毛女，20年后的农友歌呀！”顺盈平台注册

《东方红》从筹备创作到演出约两个多月，于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公演，共演14场，盛况空前，赢得国内外观众的高度赞赏。这是周总理重视文艺的一次成功实践。但在总结会上，他却说：“《东方红》的创作演出，主要是全国人民的力量。”他认为，中国革命本身，便是一首壮丽的诗篇，是人民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对全体参与人员以及空政文工团和上海艺术家的付出也充分肯定：《东方红》是在“历歌”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两个歌舞的基础上创作和排练出来的。顺盈平台注册

《东方红》演出结束后，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其中描写朝鲜战争的京剧《奇袭白虎团》引起了总理关注。他想除了抗美援朝外，抗美援越也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却没有一台大戏来表现。他亲自找当时空军的领导，要空政文工团创作出一部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艺作品来。并对作品主题、内容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当时空军政委刘亚楼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空政文工团，团里指定张士燮、丁一三（负责文学）等一行7人担当此重任。在副团长牛畅带领下，他们前往越南采访，历时两个多月。回国后，遵照总理的指示，他们日夜奋战，终于创作出一部三幕八场大型歌舞剧《长山火海》，由张映哲主演。1966年冬季，在虎坊桥工人俱乐部首演。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粟裕、杨成武、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场观看。总理先后两次看演出，有一次还特地到后台看望演员，并和他们逐个握手。演出结束后，又把空政文工团和该剧的主创人员叫到人民大会堂，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1967年，越南人民军代表团访问北京时,总理特地安排他们观赏了《长山火海》。代表团人员看得热泪盈眶，激动万分。遗憾的是当时“文革”风暴席卷全国，此剧仅公演了15场便匆匆收场。顺盈平台注册

士燮通过两次在总理领导下进行创作，他深深体会到从学识、修养、人品、威望、才华，总理都是屈指可数的，令他十分感念和敬佩。顺盈平台注册

总理通过对文艺的重视热爱和参与，在文艺界结识了很多朋友，朋友之多难以用数字计算，几乎各行各业无所不包。从主创人员、演员、导演到制景工人、服装保管……他交友的方式亦多种多样，有时亲临工作场地、剧场、制片厂、剧院、宿舍造访，一起游园，一起打乒乓球，一起唱歌跳舞……和总理接触，均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无拘无束、轻松自如、无话不说，既是挚友又似亲人。总理交友的许多生动事例在文艺界传为佳话。

1957年5月一个午夜，总理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送走了泰国艺术团客人后，问演员狄辛：你们住哪里？当得知住在离剧场不足15分钟路程的史家胡同后，不听劝阻，总理坚持和大家步行去看望演员。当总理轻轻敲开宿舍房门时，有人从床上跳起来，非常惊诧。万万没有想到，这么晚总理居然登门探访，林连昆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总理坐下来和他们亲切交谈，关于剧院企业化、人艺演员和有的民营剧团演员收入不平衡等问题。此事第二天在电影界广为流传，大家感叹不已。1963年总理陪同外宾到上海，得知电影厂有些同志在马陆公社参加劳动，他利用空隙时间到田头看望大家，热情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还特地看看一些同志的手，询问：长了老茧没有？并表示，看到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生活并参加劳动，非常高兴。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创作人员的健康，我陪同影协组织的部分电影工作者到北戴河疗养，有白杨、沙蒙、岳野等，当时谢芳因接了《青春之歌》林道静的角色，导演认为她偏瘦也送她来到这里。一天下午，有人在院里大喊：“总理来看望大家了！”人们纷纷拥到小会客室，总理、邓颖超大姐、郭沫若已经在那里坐等。大家和总理欢欣雀跃，有说有笑拉着家常。孙维世蹲在邓大姐跟前，嗑瓜子给她吃。有人还向总理提出：我们划片游泳的地方没法冲澡。大家就这样七嘴八舌热烈随意地闲聊，总理点头耐心听着，气氛如同家庭团聚，十分温馨和谐。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已近黄昏，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当和我握别时，总理对我说：“我见过你。”虽然知道总理记忆力惊人，可怎么也觉得不可思议，像我这样一个极普通的电影工作者，只是几年前和他跳过一次舞，他怎么还能有印象？实在令我感动。更意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去游泳时，一座淋浴房已经屹立在海边。顺盈平台注册

总理除造访外，还常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60年代初，湖北歌剧团来京演出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总理莅临剧场观看，演出结束后，走上台和大家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1964年，总理参加全军文艺汇演联欢会时，打着节拍和大家一起高歌《社员都是向阳花》。总理会唱很多歌，他曾在不同场合和大家一起演唱《长征组歌》《南泥湾》等等，而且歌词记得一字不差。1965年参加戏剧学院的联欢会，还提议和学员们比赛演唱革命歌曲，并亲自指挥，结果学员们还真赛不过总理。顺盈平台注册

除唱歌之外，总理还会跳交谊舞，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和他跳过，我就亲身经历过两次。一次是1953年春节，在一片庆祝节日的欢乐气氛中，我去参加文艺界在北京饭店举办的联欢舞会，出乎意料的是周总理也在场。他和白杨、于蓝等一一起舞，轮到和夏梦跳时，引发全场注目。总理着深色的中山装仪表堂堂和穿浅色长款旗袍的夏梦翩翩起舞，步履轻盈和谐。总理英姿飒爽的优美舞姿，端庄大方的风度，让不少人驻足欣赏。这情景令我想起曾在泰国《暹罗日报》上读到华侨写的文章，赞美总理是世界上最帅、最美的外交部长。

舞会气氛极其热烈，我欣赏着好些人一个接一个和总理跳舞非常羡慕，多想自己也能有这种幸运和他跳上一曲，可怎么可能轮到像我这样一个刚从部队转业的小青年呢？同桌的一位政协委员看出我的心思，走到总理跟前指着我说：总理，那位小姑娘想请你跳舞。看总理起身，我赶忙跑过去拉着他的手。和总理跳舞既幸福又紧张，担心踩他的脚。总理为了缓解我的紧张情绪和我拉起了家常。问我姓名、工作、哪里人……我一一作答，当他得知我是江西萍乡人后，便问我：“你认识文群吗？”我告诉他：他是我的伯父，长期在外工作没见过，他的二儿媳妇俞宣苓常上我家看望我母亲。总理又问：那你认识俞宣萱吗？……就这样一边跳，一边聊，我逐渐放松了心情，随着舞曲的节奏慢步。跳完舞，总理和蔼可亲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另有一次是1962年两会开会期间，总理邀请部分电影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跳舞欢聚，我作为记者参加。这回人不多，我主动邀请总理跳舞。他一边跳一边对我说：要好好学习宣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要多下基层，听取群众对影片的意见。总理还问我：影片《李双双》在农村有什么反映？我告诉他，有的农民说“我们可不敢娶这么厉害的媳妇”，总理听后仰头爽朗地哈哈大笑。顺盈平台注册

我常想，世上有哪一位总理像他这样，除日夜操劳几亿人口大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国家大事，还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关注文艺工作？可周总理就是这样，不惜牺牲休息时间倾心于文艺事业。以他特有的人格魅力，像磁铁一般，把广大文艺工作者吸引凝聚在他周围，成为大家最亲密的朋友，无形中受到他的影响和教诲。顺盈平台注册

1976年4月4日，是总理逝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和士燮从灯市口的家步行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当时所见情景让我们十分震惊，简直是人的海洋、花的海洋、诗的海洋。从农村、工厂、部队、学校、机关、街道……于四面八方涌来的悲痛的人流，送来的花圈、花篮、挽联、条幅、诗歌……广阔的天安门广场显得十分庄严肃穆。人民英雄纪念碑被花圈、花篮、挽联层层叠叠包裹着，碑的四周翠绿的松柏上缀着无数的小白花，华灯柱上也挂满了这些祭奠物。广场上空升起的气球，分别挂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的挽联。人群中有人在激情满怀、声泪俱下地朗诵悼念总理的诗歌；有人低头专注地抄写诗词；有人在纪念碑前致哀；有人在举手宣誓……此情此景动人心弦、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古今中外何曾有此壮观的场景。有人用五言诗描述：“广场聚万众，含痛忆忠魂。老幼同掩泣，儿女共湿巾。花圈示敬意，诗文寄悲音。深情怀英烈，泪下雨倾盆。花圈层叠层，扫墓人拥人……”顺盈平台注册

夜里回到家，仍沉郁于悼念的悲痛中，心情难以平复，士燮提笔写了一首歌词《怀念人民的好总理》，节选其中一段：“捧着花环送给您，敬爱的周总理。您辛勤战斗的一生四海赞，终生为人民谋利益。日夜操劳您鞠躬尽瘁，和人民同甘苦共呼吸。千秋万代永远歌颂您，人民的好总理。您那亲切的教诲，永远激励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总理走了，看似什么也没有留下，没有后嗣，没有遗产，没有坟墓，也没有骨灰，可他那亲切动人的形象，像一座丰碑，永远留在广大人民心里。